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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越国墓葬文化解析:南越王墓和墓中出土的珍宝

发布时间:2020-11-30 11:43:36点击量:

第一代南越王赵佗,本是真定人,生活于秦汉之交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,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海、象郡、桂林三个郡,并迁徙大批中原汉人与当地越人杂居。赵佗就是当时南海郡属下的龙川县县令。秦末农民起义,群雄割据。此时南海郡尉病死,赵佗遂行南海尉事。他号令各县,击并桂林、象郡,自立为南越武王。公元前196年,汉高祖立赵佗为南越王。至文景时期,赵佗名为汉朝廷的“藩臣”,实则僭号南越武帝。汉武帝建元四年,赵佗死,其孙赵昧继立为第二代南越王,僭号南越文帝。南越王国从赵佗建立到汉武帝元鼎六年灭亡,共传五世九十三年。

别具一格的石构地宫

南越王国的都城设在番禺。这一带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,坚固的石山不多;已经发掘的秦汉墓,都是先在山丘上挖掘垂直的土坑,然后在坑底构筑木椁。只有这座南越王墓别具一格。它是仿效汉文帝“依山为陵”的造法,凿开石山,用巨石砌筑而成的地宫。这是岭南地区第一次发现的、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的石室墓。陵墓所在的象岗山,是严重风化的花岗岩石山,石质松散,不能掏挖出深广的洞室。因此,墓坑采用竖穴加掏洞的形式;在山顶以下劈开石山深20米,凿出一个平面如“凸”字形的竖坑,再在前端两侧掏挖出两个横洞以建造耳室。

墓室南北长10.85米,东西最宽处12.5米。墓坑南边有一条斜坡式的墓道。墓内分为前、后两部分,共七个墓室。各室砌石墙间隔,有门道互通。墓室顶部用一条条的大石板覆盖。在墙头上还加垫一层挑出墙外的石板,以扩大承受压力的面积。墓内前后两部分各有石门隔闭。每道门都有两扇石板大门,门上嵌有大型的鎏金铜铺首衔环。门枢、门楣、门额、门扇等都是用整块石头凿出的仿木结构。菜室的后部正中是主室,安置着幕主人的棺椁。

东西两边是侧室,有殉葬的庖厨奴仆和猪、牛、鸡等祭祀品,并埋着从死的妃妾。嘉室前部正中是前室,顶部和四壁都绘着朵、黑两色的卷云纹图案,象征着富丽堂皇的宴乐厅。东耳室放置宴乐用具,西耳室是堆放金、银、铜、铁、丝、木、漆器的库房。整个墓室的结构布局和随葬器物的设置,俨然一座供墓主人延续其生前一切享乐生活的地下玄宫。在当时经济、文化远比中原落后的岭南地区,要建造这样一座大型的石室墓,其工程之浩大和艰巨是惊人的。

金玺·玉印·铜铙

墓主身上随葬八枚印章,其中最大的一枚是龙钮“文帝行玺”金印。这是目前汉代考古中发掘出土的唯一的一枚帝印。玺印用黄金铸成,方形,长、宽各3.1厘米,通高1.8厘米,重148.5克。印钮是一条姿态矫健的游龙。印文是凿刻的小篆体“文帝行玺”四个字。印上有田字格边栏,布局平正,浑厚庄严,是典型的秦汉间印式。古代印章是说明历史人物的姓名、身份等的实物资料,在考古和历史研究中有重大意义。用黄金铸的印,只有皇帝、诸侯王或高级官僚才能使用。

解放后三十多年来只发现过四颗汉代金印这次发现的“文帝行玺”金印,是自前国内已知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。《史记》与《汉书·南越传》载,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死后,由其孙赵胡继位。胡死,其子婴齐即位。婴齐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,就是把赵佗的“武帝”玺和赵胡的“文帝”玺收藏起来,以示臣服汉廷。然而在这次发掘中,除了发现墓主身上有“文帝行玺”金印外,还有一枚覆斗钮“赵昧”玉印同出,无疑这是墓主的名章。

另早外,在西耳室还发现两枚“眛”字封泥;在东考元耳室发现八件一套铜饶,每件都刻有“文帝九地年乐府工造”的铭文。这些印玺及铭文足以证明,南越第二代王“文帝”是赵昧而不是“赵胡”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误。“昧”为“胡”,这或者是当时所据材料有误,或者是后人传抄致讹。一方金印和一枚玉印的出上,纠正了史籍中延续两千多年的一个舛误,这充分说明了出土文物的历史价值。

冶铜铸铁和海外贸易

秦、汉以前的岭南,一向被视为蛮荒之地,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文献记载。到汉代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班固的《汉书》中才有专载南越国史的《南越传》。不过,司马迁和班固毕竟居于远隔岭南千里之外的中原,对岭南的政治变迁也只能记其大略,至于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产等就更少涉及了。这次南越王墓的发掘,为我们了解、研究这些方面的历史,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。汉代岭南生产发展水平如何?据史料记载,汉以前,岭南一直从中原输入铁器。汉初,吕后曾下令对南越禁运铁器和耕畜,迫使南越王赵佗三次遣使到长安向汉廷求情,但都得不到吕后的谅解。

赵佗于是发兵攻打长沙国,以武力来抗衡。由此可见铁器对于当时岭南地区的开发有多么重要的作用。那么,岭南的冶铸业始于何时?南越国有无自己的冶铸业?因史无明载,一向无法肯定。解放后,在广州近郊发现了几百座南越王国时期的墓葬,出土了一批铁器。这批铁器以兵器为主,工具甚少,而且没有明显的特点,不能判明其中有否南越国自铸的器物。这次在。南越王墓的后藏室,出土了一个釜形的大铁鼎,通高48.5厘米,腹径47.5厘米,重26.2公斤。它的造型与南越式陶鼎一致,可以认定是当地所铸的。同时还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烤肉的炭炉,炉腔中还保留着铸模的内范泥,表明这两件铸工精致的大型青铜炊器,确为南越国所造;铸成之后还没来得及清除范泥就拿去随葬了。

这是第一次发现南越国拥有自己的冶铁铸铜业的实物证据。广州,是中国与南海诸国建立贸易关系最早的一个口岸。但这种海上交通贸易始于何时?:考查文献,最早的记载是汉武帝元鼎六年。那年汉朝廷灭南越国后,分南越地为九郡,并派黄门泽长率船队到南亚诸国通商贸易。有人据此认为,这应是广州海上通商贸易之始。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,因为武帝派如此庞大的贸易船队出海,当时必须掌握一定的航海、天文、地理知识;而这些知识,只有经过一段较长的海上航行实践之后才能取得。

所以,广州海路交通的肇始,应当更早。此次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些与海路交通有关的器物,为后一推断提供了实物依据。这些器物中比较重要的有:在西耳室发现五支长约1.3米的原支大象牙;在墓主及殉葬妃妾身上佩戴的珍贵饰物中,发现了十多件鎏金铜牌饰,每个牌饰上都嵌有长约9.5厘米、宽4.5厘米、厚0.3厘米、呈浅蓝色透明的板块玻璃,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最早的一批平板玻璃。在墓主棺椁足部还有一个椎花银盒,它与古波斯器皿的造型纹饰,风格相同。以上各物在当时可能都是来自海外的异宝,今天则成为我们研究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材料。

荆楚遗物

南越王墓的西侧室内埋有七个殉葬人。其中有一殉人随葬一面六山纹镜。这面铜镜,铸工精巧,三弦小钮,双重圆钮座;羽状纹地,等分六个“山”字形的主。纹;在“山”字之间还衬托十二个花瓣纹,分成内、外两周错列于“山”字之间。这种铜镜完全是战国的楚镜风格。战国时,铜镜的铸造作为一种新兴的工艺广泛流行,铸工精致,纹饰繁褥而富于变化。其中以楚国江淮流域的铸镜最有特色。“四山纹镜”、“夔龙纹镜”等都是常见的楚镜。

但“六山纹镜”则比较罕见。过去,六山纹镜只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一面,见于著录的也只有梁上椿《岩窟藏镜》第一集图版94的一面。这种铜镜罕见的原因,恐怕和“六山纹”要求更细致、更复杂的工艺有关。解放后江淮地区考古发掘中还从未见过“六山纹镜”出土。饶有趣味的是,这种在古代楚国地区也未发现的“六山镜”,却在五岭以南的广州出土了,而且这镜子的主人,仅是慕主的一个侍从。

这说明什么呢?根据史书记载,战国时,岭南臣服于楚。相传岭南最早的城市,就叫做“楚庭”。这段记载是否可靠,本文暂不稽考。但六山纹镜的出土,至少可以证明,岭南地区与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。战国时雄踞江南的熊姓大国虽被秦军所灭,而那泱泱荆楚遗风却并未泯灭。直到西汉初年,在旧日的楚境周围地区,不是仍然散射着楚文化的余光吗!

这面“六山纹镜”,恰可看作是楚越两地文化交往的物证。象岗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,琳瑯满目,种类繁多。每一件,每一套,都代表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,反映当时当地的族俗、民风、政制和思想意识乃至宗教观念。笔者相信,随着今后对这批出土文物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,一定可以为西汉时期岭南的历史补上内容充实的一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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